“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要点提示

    2014年在发达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持续加大；CPI低位运行，但PPI通缩加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跨境资本双向波动显著。

    当前，尽管全球经济总体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复苏仍然缓慢，还将延续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流冲击的风险。

    2015年是我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背景下，平衡好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关系十分重要，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防通缩、控风险，促改革是为了尽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0%左右，经济增速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就业稳定的合理区间。预计三产比重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外贸进出口低速增长，物价涨幅继续走低，收入增长有所回落。

    尽管目前CPI尚未出现通缩，但PPI持续通缩、CPI低位运行将使CPI通缩风险加大。要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防范PPI通缩加剧、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导致GDP平减指数陷入通缩、CPI由低位运行转为通货紧缩。

    2015年，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积极推广PPP项目都是正确的决策。但也需要高度重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PPP项目落地存在时滞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叠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短期紧缩效应。为了有效对冲短期紧缩效应，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进一步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对重点领域定向支持的力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更加注重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投资效果。健全政府公共投资体系，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加强预算内投资与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基金、保险等资金的协调配合，增加非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发行，吸引和带动社会投资。

2014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实施了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占有大量金融资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未显著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强，主要是由于体制机制不顺，货币流动性更多进入政府项目和产能过剩领域（以新还旧）以及股票市场，实体经济活力不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实际利率仍处于较高水平，社会融资成本较高。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创新和应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引导流动性适度加速；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加快推动资产证券化，改善信贷增量，优化信贷存量；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货币传导机制建设，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利率下调预期；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大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快债务清理处置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有效性，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加快清理产能过剩企业的债务，促使过剩的产能得到清理，亏损的企业尽快退出和重组。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部分负债高、有收益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加快债务清理处置，因地制宜推出资产处置计划，解决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债务期限错配的问题。通过加快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处置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有效性。

一、2015年中国经济预测

    1. 2014年中国经济回顾

    2014年在发达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大，经济进入结构换档期是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2014年经济总体平稳，实现了7.4%的增长速度。但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产能过剩难以有效化解，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回落。

    二是CPI低位运行，但PPI通缩加剧。由于经济增速放缓，2014年全年CPI上涨2.0%，涨幅较低。受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国内产能过剩及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等影响，PPI通缩加剧。

    三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近期就业偏弱。2014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但招工难和就业难的并存态势显露了就业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高端高技术人才不足，大量僵尸企业和农民工过早返乡隐含就业不充分和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近期PMI指数中的就业人员指数持续偏弱。

四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跨境资本双向波动显著。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保持合理顺差、贸易平衡继续处于国际公认的占GDP比率较为合理的可持续区间，但资本项目转为逆差的新变化，人民币汇率贬值性波动和跨境资本双向波动更加显著。2014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138亿美元，但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达到96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1188亿美元，储备资产增速放缓。

    2. 2015年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当前，尽管全球经济总体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复苏仍然缓慢，还将延续更长的时间，而且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状态和宏观政策分化明显，全球经济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美国经济在“页岩气革命”和“再工业化”战略的支撑下，保持了稳定的回升态势，何时加息已经成为美联储讨论的重要议题。欧元区经济继续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不断加码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欧元区摆脱了持续的负增长，但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负面效应日趋凸显。日本内需疲弱和外需不足导致工业生产和投资继续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大了通缩压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美元加息预期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本币贬值、资本流出加剧、经济增速放缓，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率明显降低。

    201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一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风险多元化，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流冲击；二是通缩压力加大，各大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增长普遍处于低利率运行状态，而近期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迅速下滑的物价使得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存在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加剧了竞争性贬值，如果不能针对这一倾向建立全球化的有效防范、监管和约束机制，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货币战争”；三是地缘政治危机仍将持续，自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便如幽灵般游荡于全球范围内，此消彼长，难以预期，无法根除，已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重要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是地缘政治危机的主因，而在环境、政治、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激化下，社会风险愈加突出。

    3. 2015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2015年是我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背景下，平衡好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关系十分重要，稳经济是为了保就业、防通缩、控风险，促改革是为了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经济增速稳中略降。在发达国家经济分化加剧且总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显著放缓、以及国内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背景下，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0%左右，经济增速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就业稳定的合理区间。

    三产比重继续提高。预计201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将分别增长3.9%、6.8%和7.8%，分别比上年回落0.2、0.5和0.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3、2.9和3.8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41.4%和53.6%，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比上年增加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9%，超出“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升到2015年的47%的规划目标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包括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清洁能源、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但投资增长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地方政府杠杆率较高，地方债压力较大，土地出让金收入面临较大下行压力，PPP项目落地存在时滞；房地产投资下行趋势难以很快扭转；制造业产能过剩，实际利率偏高，创新能力不足，利润率显著下降。总体来看, 2015年投资将形成“两低两高”格局，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将继续低位运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维持高位。预计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8.0万亿元，名义增长13.2%，实际增长12.8%，增速比上年进一步回落。

    消费增长总体平稳。近五年来，消费增长速度呈现总体平稳的发展趋势，这种平稳的消费增长速度是由现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消费惯性以及消费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而这些因素今年依旧存在。近期公务员工资结构优化调整，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迅速，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万亿元，名义增长11.3%，实际增长10.3%，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2015年最终消费率为49.9%，连续五年上升。

    外贸进出口低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年均进出口增速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近几年随着我国的土地、劳动力成本的显著上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开始有所削弱。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维持相对低位，进口价格指数与往年相比偏低。若以美元计价，预计2015年出口增

表1. 2015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表

长4.0%（人民币计价增长5.1%），进口增长0.9%（人民币计价增长1.8%）。继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的格局。

    物价涨幅继续走低。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低位徘徊，国内投资增速持续放缓，产能过剩依然突出，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低迷；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翘尾因素为0.4%，比上年减弱0.5个百分点。今年推高物价涨幅的因素主要是水、电、气、运等基础价格的改革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预计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1.4%，涨幅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2.6%，制造业通缩加剧。

    收入增长有所回落。预计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增速略低于上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第六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预计财政收入15.0万亿元，增长7.2%，财政支出近16.7万亿元，增长9.9%。见表1列出了2015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

二、防范CPI由低位运行转为通货紧缩

    1. PPI持续通缩，CPI低位运行

    2012年3月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了三年多，累计下降了8.3%，PPI持续通缩。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一直保持温和的上涨，2012~2014年CPI分别上涨2.6%、2.6%和2.0%，2013和2014年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分别上涨1.7%和1.6%，因此CPI并没有发生通货紧缩，近期只是在低位运行。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指数构成，权重分别为0.76和0.24。此次PPI通缩主要是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采掘和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引起的，而生活资料价格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包含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其权重分别为0.6和0.4左右。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服务价格不仅没有出现下降，反而出现明显上涨，2012~2014年服务价格分别上涨2.0%、2.9%和2.5%。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消费品中的农产品价格也保持了一定的上涨，2012~2014年消费品的价格分别上涨2.9%、2.5%和1.8%。前几年房租价格也总体保持上涨态势。因此，到目前为止，CPI尚没有随着PPI持续三年的通缩而出现通缩。

这与1998~1999年、2001~2002年、2009年三次通缩时期PPI通缩带动CPI通缩的情况显著不同，前三次PPI通缩经过1~3个季度左右就传导到了CPI通缩。

2. CPI通缩风险加大

尽管目前CPI尚未出现通缩，但PPI持续通缩、CPI低位运行将使CPI通缩风险加大。通缩会引发企业利润水平下降、资产回报率下降、负债水平上升、投资预期和意愿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贷款意愿降低，居民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从理论上讲，影响CPI低位运行、CPI通缩风险加大的因素主要有：货币供给、工资与住房租金、农产品生产、进口输入等因素。

从货币供给看，目前M2增速处于下行通道，但M1增速下降更快，2013、2014年M1分别增长9.3%和3.2%。近年来，M1/M2持续下降，目前已降到了历史的低点（0.27）。M1的增长主要由货币需求决定，M1/M2的下降反映了企业生产活动的低迷和货币流动性的恶化。

从工资和住房租金价格的角度看，2011~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14.4%、11.9%、10.1%、10%左右，2011~2014年住房租金价格上涨率分别为5.3%、2.7%、4.1%、3.3%，工资和住房租金价格涨幅虽未大幅下降，但也已呈现出小幅回落的趋势。

从农产品价格方面看，我国不少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目前食品价格基本保持在2.5%左右微涨的状态。

从进口输入性因素看，2013年和2014年我国进口价格分别下降了1.8%和3.4%，今年1月大幅下降了9.6%，近期降幅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暴跌。由于中国是原油和原材料的净进口国，因此，这些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对CPI增长产生明显向下的压力。美元升值和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也会对我国CPI走低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背景下，2015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要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防范PPI通缩加剧、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导致GDP平减指数陷入通缩、CPI由低位运行转为通货紧缩。

三、多措并举，努力对冲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PPP落地存在时滞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叠加的经济紧缩效应

    1. 财政收入增速显著回落，非税收入占比偏高，企业税外负担较大

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自1994年以来首次跌入一位数区间，创20年来我国年度财政收入增速新低。2014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8.6%，增速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这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年度财政收入增速最低的一年。2014年财政收入与GDP的比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下降。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同GDP的比率为22.1%，比上年下降约0.6个百分点。虽然2014年8.6%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7.4%的全国GDP实际增长率，但是低于按现价计算的全国GDP增长率，由此导致2014年出现财政收入与GDP的比率18年以来首次下降的情况。1996~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同GDP的比率持续上升，从1996年的10.4%上升至2013年的22.7%，提高约12.3个百分点。自2012年起，受结构性减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放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降。财政收入增速的显著下降，意味着以收定支的财政支出规模受到严重限制。

    近几年来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呈现明显提高趋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2014年非税收入增长13.5%，高于同年税收收入增长率5.7个百分点。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一般而言，在相对规范的税收体系中，非税收入不应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非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性或变相的税收，最终是由纳税人承担。2000年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仅为6%，2014年上升至15.1%，提高约9.1个百分点，其中2010~2014年的四年时间内非税收入比重提高3.2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总体趋缓的形势下，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更大。在2014年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1%；在2014年中央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9%，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比重显著高于中央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比重。在当前税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防止以非税收入的非正常快速增长来弥补税收增长不足的动机，防止各类“收费”加重企业税外负担。

2. 高度重视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PPP落地存在时滞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叠加的紧缩效应

2015年，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积极推广PPP项目都是正确的决策。但也需要高度重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PPP项目落地存在时滞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叠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短期紧缩效应。2015年前两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2%，增速进一步降低；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36.2%，降幅明显，部分三四线城市更为薄弱，部分地区的融资平台参与了土地出让的招拍挂，融资平台转型将使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前景不容乐观；PPP项目落地存在时滞，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规范地方债，实施新预算法，结构性控杠杆是必要的，扣除置换债券外，预计地方债券发行量的增量难以弥补城投债发行量的减量。上述几个因素叠加后短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紧缩效应。

要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将清理甄别后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地方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按时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合理设置过渡期，过渡期内允许在建项目在批准的限额内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部分后续融资，避免资金链断裂，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对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存量债务允许逐步置换，以降低利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

    为了有效对冲短期紧缩效应，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进一步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对重点领域定向支持的力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更加注重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投资效果。健全政府公共投资体系，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加强预算内投资与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基金、保险等资金的协调配合，增加非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发行，吸引和带动社会投资。

    3.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保持投资平稳增长，提高投资效果

为了防止经济惯性下滑，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2015年要进一步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快推进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领域及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项目转型中开展PPP示范项目建设，有效释放社会投资潜力。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5.1%，继续呈现下滑态势，经济换挡期固定投资增速下行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运行的表征之一。从投资结构上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随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投资大幅减速，分别增长10.5%和13.5%，受益于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及铁路、水利、环保建设等一系列刺激政策的影响，基建投资逆周期上行，成为2014年支撑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增速达到20.3%，部分对冲了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平缓了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减速的趋势。

    2015年，我国投资形势仍将面临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企业投资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等问题，而另一方面，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价格、城镇化等诸多领域改革的推进，“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前景较好将成为稳定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打破垄断，尽快放开短缺性行业的进入限制，可以极大释放民间的投资潜力，有效提高投资效果。

    第一，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产品投资是“稳增长”的主要手段。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和户籍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分别为54.8%和 35.9%。这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2.5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两亿多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并没有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处于所谓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状态。新型城镇化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将是未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任务，要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等仍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

第二，借助 “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适度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10%以上逐步调整到7%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来被高增长长期掩盖的风险逐渐暴露，产能过剩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解。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市场需求增速趋缓以外，地方经济发展过分倚重投资拉动，通过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等方式招商引资，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推动沿线中西部地区和相关国家的发展，契合包容性发展、互利共赢的时代主题，共同建立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相容的利益共同体，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现有的双多边合作平台，发展区域合作。我国与基建相关产业，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和船舶呈现严重产能过剩。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我国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要素、开拓产能市场，可以带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适度增长，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力减负。

第三，打破垄断，创新机制，建立基础设施长期建设基金，激活社会投资，提高投资效果。打破垄断，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快放开短缺性行业的进入限制，可以极大释放民间的投资潜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提高投资效果。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建投资，其对冲托底作用在于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阶段性需求平滑作用，并不能够长期维持高增长，原因在于经济增速下行会带动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回落，而增大基建投资意味着政府要继续加杠杆，但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面临偿债高峰。过度依靠增加财政支出和银行资金供应不仅加剧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也使银行系统的风险与压力增大。建立专门的针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长期建设基金，有利于填补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缺口，撬动民间投资参与重点建设，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四、推进金融改革和债务清理处置，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和结构定向的信贷政策

2014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实施了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占有大量金融资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未显著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强，主要是由于体制机制不顺，货币流动性更多进入政府项目和产能过剩领域（借新还旧）以及股票市场，实体经济活力不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PPI持续通缩，CPI存在通缩风险，实际利率仍处于较高水平，社会融资成本较高。

    1. 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创新和应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引导流动性适度加速

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流动性目前总体偏紧，随着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再加上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央行的外汇占款增速放缓，惯常的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性货币渠道受到一定的抑制，这也促使我国央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缓解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条件下，坚持货币政策中性和改革创新，就必须寓改革创新于货币政策调控中，创新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有效预调货币政策并适度增加流动性。适时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工具、准备金率、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并结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继续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和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适度加速。

2. 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加快推动资产证券化，改善信贷增量，优化信贷存量

要创新和综合应用结构性信贷政策工具组合，包括适时定向降准和降低利率、加大信贷支持再贷款和再贴现力度、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等。特别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增效，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引导功能。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等相协调，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更多地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养老家政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消费和民生工程，支持基于互联网金融机制推进融资方式创新和大众创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的PPP结合，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建立和完善绿色信贷机制，不断提升对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信贷服务。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显著提升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3.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货币传导机制建设，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利率下调预期

加强利率预期引导，强化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寓金融改革于金融调控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货币传导机制建设，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完善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基准利率体系，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实施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曲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实际利率水平偏高，而PPI通缩加剧，CPI低位运行，未来有进一步下调利率的空间，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

    4.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

当前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相背离、本外币利差与套利资本流向相背离，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由双顺差转向一顺一逆、人民币打破单边升值的“旧常态”，均显示跨境资金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进入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大市场供求决定的力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更多地参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合理调控人民汇率中间价。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升值不利于出口和就业，贬值则资本外流加剧、不利于金融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对此需要权衡利弊，相机调控。进一步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选择适当时机将日波幅由2%扩大到3%，逐步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产品和交易制度，构成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培育交易主体、丰富交易品种，形成市场化的交易方式，扩大交易规模，从而生成合理的市场汇率。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趋势变化，重视出现的新情况，继续对非法、违规的国际资本流动实施严厉的打击。

5. 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债务清理处置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有效性

我国目前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的金融结构，影响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有效性。从金融领域发展看，资金错配的矛盾较为突出，融资结构失衡的问题由来已久，虽然目前我国的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但融资难、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国应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加快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积极推进新设民营银行，加大融资性担保力度，大力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高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大资本市场监管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形成创新驱动的动力。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加快清理产能过剩企业的债务，促使过剩的产能得到清理，亏损的企业尽快退出和重组。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部分负债高、有收益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加快债务清理处置，因地制宜推出资产处置计划，解决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债务期限错配的问题。通过加快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处置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有效性。